当我们的生存方式被一再追问后，便不必再解释我们的存在是有多么地荒诞。面对这样一个虚无的世界，我们感到压抑，或者恶心。不是因为某些条条框框限制了我们的自由，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过多的自由但没有能力承受，因此，我们在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时感到无从下手。

作为手段的道德是空虚的，是不可证的，是人用于自我欺骗的理由。借助道德，我们能够做出许多被合理化了的选择。一些看似可以用作建立道德的基石的原理，其实从未被认真地审视过。它们一旦被追问，很有可能就意味着整一座道德大厦的崩塌。理性主义的胜利，就是这一进程的加速器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出于理性的需要，又有新的上帝被树立起来。

上帝本无过，上帝的失误实际上就是人的失误。人所能塑造的最完美的事物就是上帝，同时人也分享着神性。这就意味着哪怕是上帝这样的客观精神的指导都是相对的。而从相对的事物中又怎样才能发现永恒的真理？我们必须追问前提。

于是我们不断地追问真理背后的真理。作为个人的行为必然符合生命的意义，作为生命的意义必然寓于宇宙的意义中，“人生界”与“宇宙界”的根本隔离既然不存在，我们便可将希望寄于某个终极真理上。使用逻辑技巧固然可以作弊得到某个答案，但这样做无异于承认逻辑的绝对完美，照样能被追问。人类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所有的人都在这条路上执着地前进。人类便欣喜若狂地认为这种过程就是生命的意义。

可是，我又可以追问，“生命、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”真的存在吗？“42”真的可以决定地推出“生命、宇宙以及任何事情”吗？

我们世界的根基，真的是形而上的吗？

近年来的物理学研究渐渐浮现出佛教的特性，莫非为人所骄傲的理性也将走到尽头？编写我们初中科学书的朱清时老师说：“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，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对吗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听见传唱不息的经文道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。”缘起性空，何须执着？

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中，已经说明了“不可”的事实，但仍然“为之”，则显然此时的“为”已经不是为了达成那个“不可”的目的了。那么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孔子自己也说了，那就是“命”和“义”的要求。这里的“命”和“义”已经是一种外化的道德精神，具有一种指导人行动的地位和能力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其实并不是一种变相的自欺，而是在此条件下（儒学自身的要求下）的唯一“可为”。这种做法有两方面的好处，一：由于道德的价值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，实践道德的过程是道德作为价值之学自身的要求。二：人在实践某种道德时可以完成对自身行为的合理化，从而反馈给人一种价值实现的体验。总而言之，“可为”或“不可为”似乎并不重要，而重要的只有德行的实践。可以令孔儒们感到欣慰的是，不存在绝对无效果的行动，无论微笑还是巨大，可见还是不可见，他们的努力总会有意义的，尽管“看不见的历史”与蝴蝶效应的组合使人目不忍视而难以判断。在我看来，一切伟大而高尚的事业都值得去做，这绝非是赌徒心态，因为无论输赢又与人何干？

他山：有将孔儒的精神比作西方宗教的献身精神的。非也。天国是不可能被许诺建在地上的。儒学是一种现世实践的指导，而在现世中的积极精神似乎不合宗教精神。